“贪官悔过书”的大数据分析

时间: 2017-07-12 10:03:24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80 次
  

  日前,有媒体报道提及,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,其中,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,剖析个人贪腐原因;有14人以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开头。

 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,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,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。那么,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,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,落马官员的忏悔,到底有何规律?
  分析之一:高频词汇同质化
 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,你总能发现,他们坠入深渊,要么是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,要么是在“金钱(或者美色)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”,或者是“脱离了组织生活”,“法律意识淡薄”。防线一松懈,自然而然,“利己主义”、“享乐主义”或“拜金主义”乘虚而入。
  此外,信仰、纪律、底线、廉洁、信念,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。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,官员在位讲,落马也讲,在源头上,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。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,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,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,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: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,大谈德化话语,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。
  2012年03月23日,湖北黄石的《东楚晚报》以头版整版篇幅,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“悔过书”,一时成为网络热点。不过,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。
  官员忏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,还不止于此。正如媒体盘点的,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,比如,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,“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,我是农民的儿子”。虽然“农民的儿子”后来“忘记了党的培养”,“走上了歧路”,不过,这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,博取同情、呼求宽大的动机,并不难看出。
  分析之二:八股体例套路化
  “忏悔体”的套路化,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,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。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,其结构,多数是三段论式的。
  第一部分,落马官员通常会“痛说革命家史”,从自己是“农民的儿子”讲起。如果不是“农民的儿子”,那也无碍,有一个凄苦的经历,也够了。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,当庭忏悔时,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。总之,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,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,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。
  道尽艰辛,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。如何丢掉信仰,如何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,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,吃拿卡要,收了谁的钱,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。理论上,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,事实都会被严查,写进判决,对外公开。不过,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,哪怕是记流水账,也要交代清楚,聊表“诚意”。
  用媒体的话来讲,“痛说革命家史”之后,往往是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要忏悔就要道歉,向谁道歉,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,对不起“党和人民”,辜负了“组织的培养”、“领导的信任”,欺骗了“群众的感情”。面向未来,在今后,一定要“痛改前非”、“洗心革面”。
 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,以时间为轴,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“交心”。当然,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,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,甚至有所省略,但套路却如出一辙。
  分析之三:忏悔模板标准化
  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:
  我出身××(可以是“农民的儿子”,可以出身贫寒……),从小××(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),经过××努力,成为公务员……
  担任××以后,我××(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,或者“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”,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,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)……先后收了××(谁)的××(多少钱)……
  我对不起××(党和人民,或者领导,或者组织),我××后悔(形容词要用得浮夸,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),今后,我一定××……
  这样的文本,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,贪官忏悔,等于在做填空题。所以,在这块土地上,忏悔是出奇地容易,且随时进行,尽管它是廉价的。
  分析之四:语言战术表功化
 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,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。
  夹带私货的手法,不限于“农民的儿子”开头。比如,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,“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,我们上百个工厂,几千名工程师,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,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”。说完贪腐历史,不忘高调表功,潜台词呼之欲出。
  2014年10月17日,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,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,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。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。
  当然,并不是所有官员,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,赤裸裸表功,更多的忏悔,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。比如,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,“本应该为中国铁道、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,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”。“更多的贡献”是无法兑现了,但“现有的贡献”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。换了一种隐蔽的形式,功劳还是表了。
  没有功劳,也有苦劳。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,“我是书法家,求你们不要杀我,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,天天写,每天给你们写一幅。”姿态低入尘埃,软磨硬泡,只求保住性命。虽然拙劣,却也是战术的一种。
  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,上述这些人还不算。忏悔功利化,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,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,当属成克杰。他在纪委环节忏悔道,“接受党和国家的一切处理,不需要辩护”,态度诚恳,不卑不亢,岂料庭审环节,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,强调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工作失误,为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。
  无法真正忏悔的贪腐官员
  现在见诸网络的官员忏悔录,其实远不止上述媒体盘点的53篇。仅仅《检察日报》的贪官忏悔录栏目,从2006年连载至今,已有数百篇。忏悔的滥觞,以及格式化的写作模式,也说明忏悔的警示后人的功能,并没有如预期般起作用。
  这样的忏悔,毫无深刻可言,面向内心的追问,只能追溯到某种肤浅的东西上去。就好像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回忆的,“小的时候每次我爸骑车带我去奶奶家的时候,都不走大路,都串胡同,跟我说这样近,做人要学会走捷径”。在刘德成的忏悔中,“走上歧途”跟“从小走捷径”关联起来,看似有理有据,以小见大,实则毫无逻辑,忏悔到这个层面,徒有形式。
  专栏作者王书亚曾这样写道,当奥古斯丁说到忏悔时,包含着类似法庭审判的场景。这场景有三个因素,一是有审判者,他倾听、问责,并施恩赦免;二是场景的透明性。人可以审判人的行为,但人不知道人的心。第三是公开的见证。
  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土地上,忏悔贪官与自己的和解,总是如此容易。
  摘编自凤凰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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